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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粵音文獻的「時間」讀音

1981年,劉殿爵教授奉「時奸」為「正音」,貶「時諫」為「錯讀」,電視電台忙不迭奉迎,務求將此一「正確」讀音教育下一代。劉氏奉「時奸」為「正音」理由有二。一是「時奸」是粵語地區的本來讀音,二是「時奸」才是解得通的讀音。箇中問題,《解‧救‧正讀》已有探討;只是近日有有關「時間」讀音的新發現,是書此文,以作補充。

劉殿爵在1981年12月號《明報月刊》談「時間」一詞讀音時先後提到「時奸」一讀的歷史性:

  1. 「時間」原來不論在普通話或粵語都是讀「時艱」的
  2. 「時間」一詞一直到三十年代後期還是讀作「時艱」,粵語讀「時諫」是近四十年(按:即約1940年以後)逐漸普遍的。
  3. 四十年前,人人讀「時艱」,後來由於一小撮人誤讀「時諫」,終至約定俗成。

我在《解‧救‧正讀》「時間」一文稱這種論調為「時奸正宗論」,並蒐集了不少反駁論點,例如:

  1. 署名「七十八歲老翁林範三」讀者投函《明報月刊》(1982年5月號刊),親證他約1912年時在廣州讀書,塾師已經讀「時諫」,約1932年他在大學修業時,前清舉人、經學名家、中山大學教授兼吳道鎔太史弟子石光瑛教授亦讀「時諫」。
  2. 有六十歲讀者投函《工商日報》(1982年2月28日)反對這個讀音,力證他說「時『諫』表」也說了四五十年之多。
  3. 網上有悼念名馬評家董驃先生的留言憶述當年劉殿爵要人讀「時奸」,董驃便在節目與其他主持一唱一和,揶揄這種做法食古不化,「做了幾十年人,從未聽過人講『時奸』」,而董驃生於1933年。
  4. 商業電台節目《光明頂》訪問1922年出生的著名廣播人李我先生,他親證幼年在學時說的是「時『諫』表」。

雖然我認為上述人證應足以作為「時奸正宗論」的有力反駁,我仍然希望能在早期紀錄粵音的書籍中找到「時間」讀音的蛛絲馬迹。但這有兩個難題。首先,粵語是聲調語言,但這些早期粵音書籍(主要是供外藉人士學習粵語的教材)不一定有標上聲調,而「時間」的讀音爭議恰恰就在於「間」字的聲調上。例如1828年馬禮遜的《廣東省土話字彙》:

更大的難題是,「時間」這個詞在20世紀初期可能尚未出現,或不流行(又或者已經出現而且確實流通,但由於書本紀錄往往滯後,所以不見諸粵音相關書籍)。我們今天用到「時間」的地方,早期的粵音書籍多作「時候」。1888年 TL Stedman 的A Chinese and English Phase Book 中, “Time" 就譯作「時候」。又1912年的A Cantonese Phonetic Reader:

此書序頁有闡述粵音聲調,前數章更會像上圖般以五線譜將每個字的讀音清楚記錄,卻不見「時間」一詞。書中第二句學生的回應:「無錯,嗰度我已經知道囉。我費咗好多時候跟人哋講話,唯獨是每每係唔中用嘅。」這裏的「我費咗好多時候」換了是今天我們會說「我嘥咗好多時間」。還有如43頁:

其中第45、46句轉錄成文字就是:

45. 家陣咩嘢時候,你知道唔知呢。

46. 知道呀。現下三點踏十一喇。都怕將近係停課嘅時候囉。

同樣地,這兩句的「時候」就是我們今天的「時間」。

所以,有關「時間」一詞粵語讀音的文獻紀錄我本來不予厚望,或者說,是可遇不可求。而近日機緣巧合看到一本叫《增訂粵語撮要》的書,卻同時滿足兩個願望:有「時間」二字的讀音,兼且有標聲調。

《增訂粵語撮要》(The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of A Pocket Guide to Cantonese) 由廣州嶺南大學的何福嗣(Hoh Fuk Tsz)編輯、皮泰德(Walter Belt)校訂,香港別發洋行(Kelly & Walsh Ltd)發行。此書於1926年5月首次印刷發行,並於1929年再版。這本書的作者在漢字拼音的元音加上不同的符號作調號去代表不同的聲調:

從上圖可見,書中的陰平聲不標調、陰上聲標「/」調、陰去聲標「\」調。

而這本書的第83頁第109句「時間(表)」的「間」字,作者標上了「\」號,正正表示「時間」是讀去聲的「諫」音:

當然,這些調號會增加排版麻煩,偶一不慎就會有誤植、漏植情況。不過第85頁131、132句:

大家亦可以看到,「你乜嘢時間喺處呢」和「你睇時間表就知咯」中「時間」的「間」,同樣是標讀去聲(諫音),與「日間」的「間」不同(80頁47句):

雖然該書確有一些注音、標調明顯有誤植情況,但若說上述證據只能表示三個地方都同時誤植、所以「時奸」其實是正確顯然說不過去。可以相信,書中的作者是有意識地將「時間」的「間」標讀去聲。這些教外國人學粵語的書籍一般都會標讀慣用讀音,這個「物證」加上文首提及的多個「人證」,更令我確信劉殿爵的「時奸正宗論」難以成立。他說:

「時間」一詞一直到三十年代後期還是讀作「時艱」,粵語讀「時諫」是近四十年逐漸普遍的。

疑問:為甚麼一個「1940年左右『逐漸』普遍」的讀音「時諫」,竟然會被為數不少經歷那個年代的長輩親證是自小開始就使用的讀音?為甚麼連20年代的粵音教材也標讀「時諫」,而不是那個劉殿爵所謂「30年代後期」仍然使用的「時奸」?

「時間」原來不論在普通話或粵語都是讀「時艱」的。

疑問:既然人證物證顯示「時諫」一詞至少在1920年代已是通用的標準讀音,那麼所謂「原來」粵語讀的「時奸」,又是幾時的事?劉氏認為「時間」一詞是清末民初傳入的產物,而1912年的A Cantonese Phonetic Reader仍未出現「時間」一詞。那麼我們姑且推測「時間」一詞是在1900年左右冒起。假設「時奸」真的是原來的粵語讀音,那麼「時間」一讀由首先出現、讀成「時奸」、再有一小撮人「錯讀」成「時諫」、繼而「時諫」成為大多數人的讀法、最後「時諫」正式取代「時奸」整個過程由開始到結束,恐怕不到20年。我們知道,語言是漸變的而不是突變的,一個如此常用的詞,讀音竟會在短短十數年由「一小撮人」影響到忽然變成另一個讀音,還獲大學教授收錄書中,實在難以置信。

至此,「時奸是原來讀音」的說法,大概可以休矣。

辛苦了當年推銷這個讀音的學者教授和香港電台。他們以為自己「讀正音」,其實很有可能只是讀了一個「老作」的讀音。再推銷「時奸」一讀,為的,大概已不是對與錯的堅持,而是自己的面子。

2012/4/10 更新: 潘國森先生於報紙專欄指他在去年12月24日拜訪1911年(農曆新年前,故為大清宣統二年)出生、曾任教華南師範大學的李育中教授。李教授親證「時間」、「刊物」向來讀如「時諫」、「罕物」,即「時奸」反證又多一人。

正音(四)

上文講過,現時社會上何文匯所謂「從切派」與「從眾派」分別在於:

  • 何文匯(一些人視為「從切派」)的「正讀」無可替代。
  • 其他人(一些人視為「從眾派」)的「正音」因時而異。

簡單點說,何氏一派的「正讀」,是「無得傾」;另一派的「正音」,是「有得傾」。

粵音與《廣韻》有很好的對應關係,但不是100%沒有例外(對這句話不甘心的何文匯支持者,請先讀讀他的作品)。

但「從切派」與「從眾派」的距離,卻不如《廣韻》與「實際粵音」般大。

這是因為:「從切派」不是完全從切,「從眾派」亦非每個音都從眾。所謂「從切」與「從眾」,只是一個相對性稱呼。

例如前文提過的「數」字,根據《廣韻》要讀成[稅]。但何文匯並沒有要求我們讀成[稅]。「數」這個字現在應該讀成[掃],無論「從切」還是「從眾」一方,都沒有異議。

只是說法不同。

歸納「從眾派」的論點,筆者嘗試擬出他們的看法:「『數』這個字,如果根據《廣韻》,的確應該讀成[稅]才合標準。不過這個字經過數百年後,已經讀成[掃]。文字和語言一樣都會演變,既然大眾認同這個讀音,這個讀音也能很好的為我們服務,目前應以[掃]音為正音。」

又嘗試歸納「從切派」理據後,擬出何文匯一方的想法:「《廣韻》的讀音是正讀。『數』這個字,所矩切,應該讀[稅]。我們粵音應該依從《廣韻》。只是,由於我們的祖先不依《廣韻》標準,使用了一個錯的讀音,一錯幾十甚至幾百年,錯讀流播,導致習非勝是,已經無法還原為正讀。所以,我們無可奈何地接受一個確乎不可拔的錯音[掃]作為『今讀』,原有的正讀[稅]音便成為『本讀』。」

筆者粗略數過這種何文匯所謂「無可奈何地接受」的常用「本讀」就有約三百個。

所以只要對正音/正讀有基本認識,就會知道:那些以為「正音」就是「讀了幾千年也是那個讀音,所以不能改」(網上討論區,有人以此反對其他人將「銘」讀做「冥」而不讀「明」的論據。--此人不知「冥」在《廣韻》亦應讀「明」),又或者將「錯的事情不會經辯論就會變成對的」(有網誌文章以此駁斥潘國森王亭之的「正音」辯論建議)套用到讀音上的人,只是源於對讀音(以及「正音」)一知半解而妄下的斷言。用這種不堪一擊的論點支持「正音」只是自暴其短。

「從眾派正音」因時而異,決定何謂「正音」,沒有一個絕對標準,可能還得先經反覆討論再能決定。他們所取捨的,是「某某音能否成為正音」。

而對「從切派正讀」來說,《廣韻》就是絕對的、不容妥協的、沒有討論餘地的標準。不過,這種「正讀」,肯定不符「語言作為溝通本質」的要求,亦即這一定不是「社會上恰當的讀音」。何文匯的《粵音正讀字彙》,實際上仍包含「有得傾」的部份,這便是「今讀」和「口語讀音」,這些讀音,用意是較貼近語言以溝通為目的的性質。

所以,何文匯一方取捨的,是「接受哪些習非勝是的讀音」。

由此可知,無論兩方在「正音(或正讀)」立場的陳義如何,他們均有做「是否接受通行讀音」的工作。當然,兩者取態不盡相同,而結果有否可議之處,亦係後話。「從切派」和「從眾派」的分野,在於對「正音」一詞的界定,以及對實際通行讀音的處理態度方面。「從眾派」和「從切派」是一個相對性稱呼。

話雖如此,筆者認為,兩種說法在心理上的效果,迥然不同。

兩年前,有網民電郵何文匯,質疑他那以《廣韻》為尊的立場。何文匯不答,由「香港中文大學粵語研究中心」代答,該「粵語研究中心」的回應有此一段:

南方方言的漢字讀音一般都沿自《廣韻》系統,這是正音南移的現象。《廣韻》以後的韻書,除了像《中原音韻》等北音韻書外,都上承《廣韻》,只是據等韻換了一些反切上下字而已。《廣韻》的切音是粵讀的依據。

在學校裡談讀音,不能不以官訂韻書為規範,否則便沒有共同標準。談讀音先從嚴,掌握了標準,然後於嚴處論寬,以期照顧一些習非勝是的讀音,那就法與情都兼顧。

對於那些盲信正音的人,可能不知原來有「嚴處論寬」這回事,因為他們大抵不知道,自己若根據何文匯的「正讀」標準,其實已經「錯讀」纍纍。

但看那「粵語研究中心」的回答,你便知道,這些人,對我們與《廣韻》不符的粵音,是持何種態度:

首先,粵讀的標準要依官訂韻書,始有「共同標準」。在這個「香港中文大學粵語研究中心」的眼中,回歸前教署的《常用字廣州話讀音表》,與回歸後教育局的《香港小學生學習字詞表》(均無「香港中文大學粵語研究中心」或何文匯參與)當然不能算官訂標準;現在香港的粵音官訂標準,須依宋代真宗年間的《廣韻》。而目前明確依據《廣韻》等韻書為圭臬整理出粵語讀音的,就是何文匯的《粵音正讀字彙》(以及使用此書的字詞典)。如此說來,「香港中文大學粵語研究中心」算不算繞了個圈子來確認現時香港應以何文匯的《粵音正讀字彙》為規範,值得深思。

然後,你掌握了標準後,所有今粵音與之不符的讀音,便是「錯讀」。換言之,所有不同《廣韻》的讀音,都有「原罪」。「讀音原罪論」,就是讀音逆了《廣韻》切音旨意,令讀音與《廣韻》反切系統隔絕。所以,例如你一將「結構」讀成讀「結『扣』」,便是「讀錯」,便有罪了。

「原罪論」令人心裏彷彿有種罪惡感,惶惶不得終日--原來我們日常讀音,竟然犯下諸般彌天大錯!究竟如何是好?

幸得何文匯和這個「香港中文大學粵語研究中心」,赦免我們的罪,「嚴處論寬」,來照顧我們這些「習非勝是的讀音」!如是者,「法與情都兼顧」了!何文匯和「香港中文大學粵語研究中心」,真是有大愛,又有恩慈!叫人怎不仰望何文匯的正讀之道?

依此推理下去,我們不難得出結論:容許你們繼續使用「錯讀」(與《廣韻》不符的讀音),是人情;不容許你們使用「錯讀」,是道理!何文匯已經容許你不必將「數」讀成[稅],你還咄咄逼人,要求他容許你讀書時不必將「貓」讀成[苗]、日常生活不必將「友誼」讀成「友[義]」,或要他容許你們將「週刊」讀成「週[罕]」?你是不是人?還有沒有人性?

所以,之前指何文匯正讀還是「有得傾」,其實只是說,他們列出的「恰當讀音」,亦未必依足《廣韻》,但不要誤會這個接受與否的結果,會有任何斟酌餘地。

事實上,何文匯對這些要求,或者「請求」,有一個無懈可擊的權威答覆:

「不能習非勝是。」

真是擲地有聲。

通行讀音接受與否,幾時由何文匯一言堂?

政府幾時賦予「香港中文大學粵語研究中心」有「讀音赦免權」與「讀音否決權」而旁人不得質疑?

「習非勝是」和「讀音要有根據」一類論調,用來描述大原則、大方向,並無問題;當擺出事實去討論某些字的讀音取捨問題時,再搬出這類「大原則、大方向」,其實只是空話廢話。

最後補充一下。《常用字廣州話讀音表》和《香港小學生學習字詞表》收字量低,遇到沒有收的字時便一籌莫展。但一講到《廣韻》,便牽涉中古音與粵音對應及例外變化的課題,普通人即使學懂反切,也根本不可能拿着《廣韻》去讀粵語,所以說《廣韻》的切音是粵讀的依據,未必錯,但不代表今天粵語每個字都要跟足《廣韻》切音。對於無法找到對應規則的字音,我認為,都是「可以討論」 的,但不一定都是錯的。退一步說,就算是錯的,接受這個錯讀與否,不應該是由何文匯一人獨攬大權的。